12月2日，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理事会主席、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在第七届财新峰会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对中国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信贷繁荣是否可持续。

特纳认为，债务的堆积不一定带来金融风暴，但它会导致资源无法合理配置；另外，信贷宽松会制造越来越多相对更容易流动的金融资产，导致资本流出增加。这可能成为信贷增长的永久制约因素。

阿代尔·特纳勋爵是英国知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金融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阿代尔·特纳出任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和其他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者紧密合作，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建。他还曾在麦肯锡、BP、大通曼哈顿银行和美林等企业和金融机构任职。

2015年，特纳出版了他的新书 《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修复全球金融》。在书中，特纳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转型及债务问题的看法。特纳指出，中国目前尚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下游水平，却面临着信贷指导模式（重工业过度投资）和银行自由化（房地产过度投资）所造成的双重危险中。

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经济仍有较大空间维持快速增长。如果政策得当，中国经济可在未来几十年内维持5%甚至更高的年均增速。对此，转变增长模式至关重要。

12月1日，界面新闻对特纳进行了专访。特纳详细阐述了他对于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信贷状况及经济发展模式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私营企业的增长仍然是非常活跃的，这是关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整的非常成功的故事。这也使得他对中国经济的一些潜在的强大特征非常有信心。

以下为经过编辑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2008年，国内外经济学界及政府已经有了共识，认为中国需要转变投资导向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在其后的几年，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国投资率大幅上升。您怎么看中国当下的信贷繁荣？

阿代尔·特纳：在2008、2009年，很明显，中国试图通过刺激国内经济来抵消被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导致的出口下降。最快的方法就是从银行借钱来投资。而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有了惊人的提高，从2008年的41％增加到2015年的47％。这一措施推动了所有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等。它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是成功的，问题就是大量的信贷被创造出来。直到今年信贷依然在增加。但与此同时，一些再平衡的迹象也正在显现，比如消费的回升，投资占GDP的比例也开始下降，尽管它仍处于高位。

我认为政府面临的挑战是要多快地从投资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消费导向，以及多么迅速地减缓信贷繁荣。目前来看，信贷繁荣仍在继续，我认为这是由于希望在2020年达到GDP翻一番的增长目标，因此每年GDP增速不能低于6.5％。只要这个经济增长的目标还在，刺激经济的情况就存在。

界面新闻：去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应对思路。这一改革被寄予厚望，您也应该注意到了吧？

阿代尔·特纳：目前我还很难了解到供给侧改革的进行情况。我只能说，在中国，私营企业的增长仍然是非常活跃的。中国有许多私营企业正在通过结构调整来应对工资及成本的增加，这也促使他们尝试自动化操作等方式。我认为这是关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整的非常成功的故事。这也使得我对中国经济的潜力非常有信心。

而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重工业国有企业，如果存在硬预算约束（编者注：即经济组织的一切活动都以自身拥有的资源约束为限），信贷流通会受到基本投资是否能收回回报的限制。而在中国，存在的则是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在重工业国有企业领域以及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领域都有体现，它意味着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过程的放缓。行政手段是不完美的，所以我认为这一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有待推进。

界面新闻：怎么样去看待去杠杆过程中经历的困难？

阿代尔·特纳：我认为去年中国政府曾试图降低杠杆率的增长。在去年年底，钢铁、煤炭等工业经济的放缓也很显著。今年政府就比较担心这会导致经济减速过快，以及因此导致的重工业领域的失业情况。显然，今年早些时候做出的决定是再次放松信贷。这些信贷主要流入两个领域，一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地方政府投资领域；二是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因此，在四、五个星期前，我们看到了23个城市房地产政策收紧。

一方面，政府想降杠杆；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这会降低经济增速。去年信贷控制严格，房地产建设放缓，政府也有意去产能，比如在煤炭和钢铁领域。这就造成了供应减少。但今年，信贷增多，供应的减少使得在过去几个月钢铁、煤炭、铜、锌等商品价格迅速上涨。

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是，信贷增长迅速的情况下，如果你想控制一个方面，它会转移到另一方面。根本的问题是，只要信贷在迅速增长，它就必定在经济中产生压力。

如果一直保持信贷繁荣，它最终要么造成通货膨胀，要么导致资本外流。我在书中提到，信贷不会消失，只会从私营部门转向政府部门，或从国内转移到国外。

界面新闻：如果说信贷繁荣会造成资本外流，那么中国目前约束资本外流是必须的吗？

阿代尔·特纳：中国不像英国、德国或美国，它不是国际债务的问题，所以我不认为会产生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在中国，可以随时扩大信贷以偿还现有信贷，这些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持有国有银行的债务。还有一些账目上没有表现出来的贷款。

我认为，这些信贷存在时间越长，越多的资本无法得到合理配置，将造成低效投资。我不知道这种低效投资的比例有多大。你也可以说，中国可以容忍一部分的低效投资。目前投资占GDP的比例为43％，如果其中5％是真正糟糕的投资，但只要其他30％、35％的投资良好，我们仍将保持经济增长。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浪费。

另外需要担心的是，信贷越多，就有可能造成更多资本外流。目前来看，资本外流是中国经济主要的制约因素。

政府可以尝试约束资本外流。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去控制，比如不允许人们把钱拿到香港去保险或停止收购英国的足球俱乐部。强制性约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资本流出，但它永远不是最好的方式。在信贷繁荣的情况下，资本总要寻找某种途径释放出来。从某种程度来说，必须处理系统性的问题。

界面新闻：以银行信贷创造投资扩张是成功的后发国家取得快速经济增长的核心。但韩国、日本的例子告诉我们，告别以信贷推动投资扩张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转型是极其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面对哪些挑战？

阿代尔·特纳：中国确实在进行一系列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它比韩国和日本更具有挑战性。韩国和日本相对于全球经济而言足够小。他们可以通过强大的出口导向模式，在人均GDP方面实现突破。中国太大了。中国必须摆脱早期的出口导向模式，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中国也需要改变投资导向的模式。

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在发展较早的阶段就有了庞大的房地产行业。如果我们回看1965年的日本或者1980年的韩国——他们当时的情况与现在的中国大体相同，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工业领域投资很多，但在房地产上投资很少。人们仍然生活在老旧的房屋中。日本的房地产繁荣出现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晚。日本经济因上世纪80年代的房地产繁荣终结了，但其中产生的债务从来没有消失。债务只是从私人部门转移到了公共部门。中国需要确保它不会以这种方式终结。韩国也经历了1997年的危机，这是由信贷繁荣驱动的，最初基于重工业，然后转移到消费和房地产市场。这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界面新闻：对中国来说，应该怎么转变信贷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

阿代尔·特纳：政府除了控制杠杆率、重组国有企业外，还应该在某些阶段限制信贷繁荣。如果担心这么做的社会影响，比如可能造成钢铁、煤炭工人失业等，那可以用中央政府的直接财政支出来支付。

此外，应该改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减少防御性储蓄需求，进一步向消费密集型增长模式转型。对于国有企业，政府可以要求他们支付大量的分红给中央政府，以此提供更好的社会供给。

但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投资。这些由财政支出或信贷支持的投资应更积极地尝试向绿色投资的方向转变。可以预见，仍有大量的投资是需要的，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投资将保持在高位。但我认为可以为这些投资制定标准，比如进行环境友好型的投资，以走向更加可持续的未来。